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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家事杂忆
  • 来源:《郭沫若学刊》特刊2015年元旦 | 发布时间:2017-9-4 9:32:55 | 阅读次数:1638
  • 家事杂忆

    郭远铭 郭远禄  郭远慈  郭远惠共叙 郭平英整理

        2015年元旦过后不久,我们三人——郭远禄、郭远慈、郭远惠结伴重访乐山沙湾郭沫若故居,这个我们童年居住过的老院子。和过去一样,每当我们回到这里,都会见物生情,眼前浮出不少昔日生活的画面,想起老辈们讲过的故事。

    对郭沫若故居“宽进严出”的考证

        郭沫若故居是1980年对外开放的,开放前进行一次彻底修缮。乐山和沙湾从事文物保护工作的同志从落实搬迁入手,到最后的布置展览,按计划实现对外开放,日夜兼程,投入了大量心血。经过修缮,故居的总体风貌得到保护,彻底告别了大杂院时期的拥挤混乱,四进三井的院落格局被清晰地呈现出来,綏山山馆外的后花园也恢复了四季的幽静。郭沫若故居如今已经成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是乐山最具有地域风格和历史文化内涵的传统民居,见证了郭沫若的少年时代,也见证了清末以来沙湾小镇的民俗和社会变迁。

        不过,那次修缮也有些地方没能真正实现修旧如故。例如,由于正门外要悬挂起新制的“郭沫若故居”的匾额,光绪御赐的木匾“贞寿之门”后移到了二道门的门楣之上。原来所有的门窗廊柱都是木本色的,维修时更换了朽烂严重的部分,为了新旧木料颜色一致,防止白蚁咬噬,门窗廊柱统一涂了黑油漆。庭院里也添置了一些从别的院落收集来的比较好看的石雕物件,还为二道门两边的柱子添制了抱柱木联。看上去,比当年的老宅院更气派了。可以理解这些添加是出于修复人员对郭沫若这位家乡人的敬意,另一方面也由于工期太紧,以及文物观念还不像现在那么纯熟,那么深入到位。以后是不是可以设法还原?或者做些简要说明,对修复前与修复后的同与不同加以对比呢?

        郭沫若故居这座四进三井的院子,是郭沫若父亲郭朝沛同他的同辈兄弟分家之后,用自家积蓄分三次修建起来的。最初,院子没有这么大,房间没这么多,以后经过两次扩建,才有了现在的规模。

        从进大门的方向看第一个天井两侧的厢房,它们的进深是不一样的。右边房屋大些,左边房屋小些。第一个天井到第二个天井之间,隔着一道木屏风。它的作用如同影壁,能遮住外面的视线,即使临街店铺敞开大门,后面天井里的家居生活也不会被一览无余地晾出来。此外,影壁在旧时还有风水方面的讲究,我们暂且不提。

        屏风两侧各有一个门,它们的宽度是不一样的。右门宽86厘米,左门宽70厘米。第二个天井到第三个天井之间的左右两个门的宽度同样不等,右门宽86厘米,左门宽65厘米。据郭远铭、郭远禄、郭慕容回忆,连接几个天井的两道左门一直处于关闭状态,人们只从右门进出,就连郭朝沛去世出殡的时候,左门也未打开过。

        郭沫若文章中写过,父亲郭朝沛是个待人宽,对己严,崇尚勤劳致富的人。沙湾当地的口碑也确实如此。现在在公众场合,人们为避免拥堵,已经习惯了靠右行走。故居开放后也规定了观众从右门进,左门出的参观路线。于是有人觉得,郭家“宽进严出”的治家理念可以在天井边门的“右宽左窄”里得到印证。不过从当年的实际情况看,家风与边门宽窄不同这二者之间倒没有必然的联系。

        郭朝沛经营的郭鸣兴达号,除经营传统的农产品外,还从事油坊、酒坊、药铺、山货铺等商业活动。在广开财路的同时,仍不忘节俭持家,点点滴滴从小事做起。比如,郭沫若的五哥开佐管理家里的酒坊,他从来亲自参加劳动。我们从小受到这样的熏陶,也养成节俭的生活习惯,吃饭不能挑肥拣瘦,不能倒掉剩饭剩菜,连掉在桌上的饭粒都要捡起来吃干净。而且早就听说,吃胡豆(蚕豆)不准吐皮的规矩是我们的曾祖母,即郭沫若的母亲杜老夫人定下的。

        “积金不如积德,善虽小,不可不为”,是郭鸣兴达号的家训,几代人信守始终。沙湾的很多公益事业,如修路、修桥、办学等,郭家都积极参与。

        1917年,沙湾镇有了第一所学校——“沙湾小学”,学校的第一任校长就是郭沫若的元弟郭开运。1939年郭沫若回家乡时,为学校题了词:“教育是国家的基础,学问是做人的基础,凡事须从基础做起。”1947年,郭沫若和五哥开佐、元弟开运又商议,由他们兄弟几人及其大哥郭橙坞的长女郭琦共同出资,在沙湾成立了“橙坞奖学金”,奖励包括体育在内的各科学习成绩良好的孩子,鼓励郭家后辈勤奋学习,强健体魄,长大报效国家(详情见本文另节)。郭开运还自学中医,治病救人。五十年代,他积极参与沙湾县卫生所的开办,并担任了卫生所副所长的职务。后来,这所白手起家的卫生所扩展成沙湾中医院,如今已成为一家综合性的医院。

    郭沫若的母亲生前有名字吗?

        郭沫若的母亲是1932年去世的。大哥郭开文为她的墓碑题写了“郭母杜夫人墓”六个字的碑铭,称母亲为“郭母杜夫人”。此外,在兄弟几人合撰的《先妣事略》《祭母文》,以及郭沫若所有记述母亲的文学作品里,也只说母亲姓杜,没有提到她有过其他的名或号。郭沫若去世以后,乐山沙湾从事文物和地方志工作的同志开始汇集和郭沫若家事有关的文献和口述回忆。对郭沫若母亲的称名出现了一些新说法:一为“杜邀贞”;一为“杜福荪”:一为“杜荪福”。郭平英曾经几次询问过我们的意见,问这些名号是否经得起推敲。下面说说我们所了解的情况。

        1、“杜邀贞”的说法可信吗?

        郭母姓杜,名“邀贞”的说法,是在郭沫若去世后出现的,而且很快被广泛引用,据说无论在沙湾郭沫若故居,还是在北京郭沫若故居的陈列说明,甚至连《郭沫若全集》的注释,凡提到郭沫若母亲,需要标注姓名的地方,都采用了这个说法。

        听说“杜邀贞”这个名字最早出自郭橙坞大女儿郭琦的口述。郭琦比我们年长很多,但记忆力特别好,很有文化根底,能背诵很多古诗词,我们都很敬佩她。可是我们在和郭琦多年的相处过程中,并没听她本人说起过“杜邀贞”这三个字;郭家后代中也再无第二个人能讲出这三个字在什么情况下使用过。“杜邀贞”成了一个来龙去脉不清晰的孤证。近几年,有学者对这个名字的真实性提出怀疑,我们赞成这样的谨慎态度。在找不到其它旁证资料的情况下,郭沫若的母亲叫“杜邀贞”的说法不要再继续使用。

         2、“杜福荪”或“杜荪福”的由来。

        “杜荪福”的说法最早出现在唐明中1982年12月在《郭沫若研究会刊》上发表的《郭沫若家族入蜀时间及世袭初考》里。后来这篇文章收进论文集的时候,文中出现了“杜福荪”和“杜荪福”并用的情况。1986年8月《沙湾文史》发表了郭开鑫的《郭沫若家谱》。他经过和郭橙坞三女儿郭琴轩商讨,认可了“杜福荪”一说。其实郭沫若侄媳魏蓉芳也有相同的印象。她还记得“杜福荪”这个名字是在郭母杜夫人过世的时候,在为她操办的道场上使用的。道场是请僧人来主持的,做得很隆重,烧了很多超度亡灵的纸钱。纸钱外面包着“祔子”,所有的“祔子”上都写着“杜福荪”的字样。

        郭开鑫、郭琴轩和魏蓉芳的记忆证实“福荪”这个名号确实用于郭母杜夫人。但又有一个问题解释不了,既然“杜福荪”的名号属于郭母,郭橙坞几兄弟为什么在所有纪念母亲的文章里,对这个名字只字不提呢?郭平英在和我们交流时认为,魏蓉芳的回忆很有价值,“杜福荪”出现的时间和场合恰恰说明它不是杜夫人生前的本名,而是僧人在她身后赐予的法号。法号,在三种情况下可以获得:一是出家人接受剃度以后;二是居家信众在皈依三宝、受戒以后;三是生前没有皈依、受戒的信众,殁后仍可以由僧人在葬仪上授予。杜夫人获得的法号应该属于第三种。

        由此联想到郭沫若的曾祖母,郭沫若在《少年时代》里写到她姓丘。在郭沫若去世以后,丘氏也被调查访问出三种相近的名字:“妙思”“妙恩”“妙福”。现在看来,这三个称呼无论哪个更准确,同样不可能是她生前的本名,只能是老人身后获得的法号。丘氏百岁大寿,清廷敕修“百岁坊”,是一件轰动沙湾镇的大事。如果她早有本名,亲历百岁庆典的郭氏族人怎么可能不如实上奏?《乐山县志》记述此事时,又怎么可能对名号不作补录,只写作“郭邱氏”呢?邱,本为丘,为了避讳孔子的名号孔丘,历史上曾有过两次诏令天下改丘姓为邱。一次在西汉,一次在清雍正年。民国初,丘逢甲提议恢复先祖姓氏的古字,在广东福建一带得到普遍响应。郭沫若在书中写曾祖母姓丘,而不写作邱,也是郭家对丘逢甲主张的一种响应罢

        3、 郭开文等对母亲的称呼很传统。

        翻开民国时期编修的《乐山县志》,里面记述的明清以来的女性,包括殷实人家的女眷,只有姓,没有名的现象很普遍。

        杜琢章的夫人史氏以及她与杜琢章生养的两个女儿——三女与四女,和杜琢章同时在黄平殉难。《乐山县志》《列女》卷记录杜琢章两个女儿的事例时,称她们为“杜三 四姑”。郭开文几兄弟撰写的《先妣事略》里面讲到杜夫人时,只说她姓史(生活在贵州的史姓,多以史可法为先祖),称作“史恭人”,无名。讲到两个女儿的死难经过时,称作“三姨”“四姨”,同样无名。可见杜琢章在世的时候没有给这两个女儿起过名字。那么当年侥幸躲过死劫、年仅一岁的幺女,会单独被父亲起名吗?恐怕不会。

        杜琢章幺女被长兄从贵州接回乐山以后,朝廷是有抚恤的,可是几乎全被哥嫂私自把持了。她一度被寄养到亲戚家,又被亲戚家的孩子欺负。只有外祖母和嫡母亲这两位谢氏(郭开文等称其为“外曾王妣谢太老君”和“外嫡王妣谢太恭人”)是多少能给她些怜爱的人。就这样,杜琢章的幺女既得不到兄长的庇护,又没进过私塾、学堂,待到十五岁时便简简单单嫁到郭家。按乐山习惯,她在出嫁前会被称作幺妹、幺姑;出嫁以后即称杜氏。

        1932年郭开文率弟妹为母亲的墓碑书写了“郭母杜夫人墓”的碑铭,在祭奠母亲的《哀音录》里称她作“杜氏”、“先妣杜宜人”。从这三种不曾省略“杜”字的表述中,可以感受到子女们对母亲身家姓氏的敬重。“宜人”“恭人”,是旧时对不同身份职位官爵妻室的敬称。明清两代,封五品官妻为宜人;四品官妻为恭人,母或祖母为太恭人;三品官妻为淑人;依次递进为夫人、一品夫人。“杜宜人”的敬称在郭开文等人编写的《哀音录》中只见有一处,而这一对旧式传统称谓的借用也同时流露出一种分寸感。  

        郭沫若的母亲生前有无名号的讨论又一次提醒我们,凡遇到与前人记述有所不同的口述史料时还需多加推敲,要经过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的沉淀,才能避免积非成是。

    寻找杜家场故迹

        郭沫若和兄弟姊妹都把对外祖父母,对母亲的崇敬深埋在心底。外祖父杜琢章在贵州黄平杀身成仁的忠烈义举,潜移默化地影响着家中男儿励志以家国天下为怀。

        郭沫若留学日本的时候,就写信嘱咐元弟开运,要请母亲和杜家的知情人讲述外祖父杜琢章的事迹,去杜家祠堂做调查,把调查的内容追记下来,免得岁久湮灭。郭沫若还建议家人每年要去杜家场为外祖父母拜扫一次。时隔四十多年以后,郭沫若在1964年6月给元弟信里仍然不忘这个话题,告诉元弟,重读了他多年前记录的外祖父母和母亲幼年的事迹,深受感动,想有机会到贵州去看看。

        郭远惠清楚地记得,解放以后,郭沫若的七妹葆贞还带着子女去杜家场祭扫过外祖父母的墓。杜家场在乐山大佛的西南方向,以前交通不便,从沙湾到杜家场来回一趟相当不容易。后来随着社会风气发生了很大变化,开运、葆贞也都上了年纪,去杜家场为先祖扫墓的传统终究没有被晚辈们继承下来。

        2006年郭平英回乐山,约远惠一起去杜家场寻根。即便之前,早听沙湾从事文宣的同志说过,杜家场已经没有任何杜琢章的遗迹,但我们仍然决定实地走访一次。果然,在杜家场,既没能找到杜琢章夫妇的墓的准确位置,也没有看到杜家祠堂在哪里。但是在村委会遇到一位热心人,使我们不枉此行。他走出村委会,指点着不太远的一座水塔说,早先杜琢章夫妇的墓大约就在那边,五六十年代搞基建,墓被平掉了,墓碑被移到乐山乌尤寺去了……此后,郭平英、郭远惠分别循着这条线索去乌尤寺认真询问过,请教过寺里的主持,却没能再有进一步的收获。

        若干年前,在贵州黔东南地区,杜琢章殉难记的残碑在黄平旧州一户农家院子里被意外发现。这件有助于地方文化建设的文物立即受到县政府重视,对其采取了保护措施。这消息令人心存一线希望,期待杜琢章夫妇在杜家场的墓碑也有重被发现的一天。

    郭沫若与父母兄弟姊妹的亲情点滴

        1、郭沫若为父治丧期间题写的对联

        1939年2月底,担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三厅厅长职务的郭沫若告假两周,从重庆回到阔别了26年的沙湾,和家人一起为父亲郭朝沛老人86岁诞辰祝寿。半年未过,郭朝沛老人就于7月5日与世长辞。郭沫若得到急电,再次从重庆赶回家乡,料理丧事。想着自己长年在外,没有在家尽孝道,父母亲一生辛劳,承担的重担和各种压力,郭沫若极其悲痛。

        今年,我们大家在回忆当初故居悬挂过的对联时,魏凤英前辈脱口背出一副郭沫若为父亲郭朝沛治丧期间题写的对联:

        万里云天悲落日

        一门血泪洒麻衣。

        魏凤英口述的这上下两联,平仄严谨,对仗工整。她还记得,对联是用精心打磨的楠竹板制成的,以竹子的本色为底,仿佛素练。联语用阴文雕刻,填以靛青色的颜料。楹联挂在故居第一个天井前门楣两边,直到解放军进驻沙湾后才取下来。郭朝沛老人去世以后,郭沫若的七妹葆贞(畹秋)依旧常回娘家来祭奠先人,探望兄姐。每当她站在家中望着这副对联时,都忍不住落泪,而且反复念诵给先人,给自己,也给子女们听。魏凤英因为不能书写,所以愈发牢记在心。魏凤英的记忆得到郭开鑫的大女儿的印证,补充说,对联上的字是用正楷书写的。

        2、为父母亲和沙湾亲人塑像

        郭远铭记得,抗日战争时期,郭沫若介绍一位雕塑家由从重庆来沙湾。那位雕塑家内穿西装,外着大衣,挺帅气的,在故居的左厢房里住了几个月。他为郭沫若的父亲郭朝沛和郭母杜夫人塑了半身的浮雕像。那时两位老人已经过世,雕塑家根据他们生前仅有的一两张老照片进行了创作。之后,雕塑家还给郭沫若的几位亲人——五哥开佐、元弟开运、四姐麟贞、大嫂胡佩兰作了立体的石膏胸像。但是非常可惜,这些石膏像全都没有保存下来。远铭当时年纪还小,连雕塑家的名字也记不得了。

        郭平英在看到这段回忆后,立即联系到北京郭沫若纪念馆展室里的一尊郭沫若的胸像。对这位雕塑家是何许人做出推断:

        郭沫若纪念馆展室里陈列有一件郭沫若胸像,是王炳召1944年3月的作品,材质是石膏的,但表面颜色处理为青铜的效果,神情把握得也不错。据说这尊塑像的创作只用了几天时间,做得很快,显示出雕塑家的艺术才华。1978年6月郭沫若去世后,这尊石膏像便被布置在客厅里,许多朋友在这里进行过吊唁。近30年来,国内先后有不少雕塑家创作了郭沫若的塑像,树立在北京、上海、成都、合肥、重庆等地。但是,在郭沫若生前为他创作塑像的中国艺术家却只有一位,就是王丙召。由此看来,当年应邀去沙湾的那位雕塑家,应该正是王丙召——这位在中国为郭沫若塑像的第一人。

        王丙召1941年毕业于重庆的艺术专科学校,是在国内最早接受正规美术教育的雕塑家之一。新中国成立之初,他在中央美术学院任教,是人民英雄纪念碑浮雕创作组的成员之一,承担了《金田起义》的创作任务。然而厄运很快降临,由于在“反右”期间受到牵连,王丙召被调出中央美院,分配到条件艰苦的吉林艺术学院,所幸在那里仍能从事艺术教学和雕塑创作,为东北地区的艺术教育做出成绩。“文革”给王丙召带来更大灾难,他再次被扣上莫须有的罪名,遣回山东农村。文革结束后,中央美院为他落实了政策,而令人扼腕的是,严重的震颤麻痹症已使他失去了艺术创作的能力。郭平英去看望过他,特地送去那尊石膏像的照片。这时的王丙召,看上去全然是位地道的北方农民,一身中式的棉衣棉裤,满面交织着深深的皱纹。他双手拿着照片,由于行走、说话都很困难,已没办法重述自己和郭沫若交往的故事了,但脸上的神情却是欣慰的。

        王丙召的雕塑作品由于多次受到冲击,存世有限。他为郭沫若塑造石膏像,从战时的重庆,到战后的上海,几经辗转,依然完好地保存下来,陈列在郭沫若纪念馆,可谓难得的纪念。

        关于王丙召在重庆的艺术活动,另有一说,1945年他在赴峨眉山参观考察时结识了郭沫若,两人情投意合,于是为郭沫若塑了像(刘传功王炳照:不该被遗忘的雕塑家》,2004-09-12,光明网BBS)。这份资料与王丙召的郭沫若石膏像创作于1944年3月,与郭远铭回忆一位雕塑家抗战期间在沙湾家里住过几个月,都有关联,但年份又多少有点出入。从重庆去峨眉一带采风,定会把乐山大佛作为重点考察对象,因而落脚沙湾……,这种可能性是存在的。先把这一说法记录下来,待有其他线索补充时,也许还能更准确地还原郭沫若请王丙召为沙湾亲人塑像的往事。

        3、暖意融融的亲情往来  

        (1)抗战期间,郭宗伟在重庆读大学。宗伟是郭沫若堂兄、六哥郭开弼(少林)之子,就读于求精商学院。1942年暑假回沙湾时,郭开佐向他了解郭沫若的近况。宗伟回答说,一次他去郭沫若家,看到他在写作,书桌两旁各站一个小孩子,背上还背着个不会走路的小娃娃。看得出家里子女多,年龄小,经济上可能比较困难。郭开佐一听心里很急,他心里清楚,分家时,郭沫若对他名下的那份家产分文未取,全部给了张琼华。于是开佐与弟弟开运商量,决定给郭沫若寄去一些钱,给予帮助。郭沫若收到钱后,又原封不动地退回来了,写信给五哥、元弟说:“我现在还可以,你们也不容易”。

        (2)1943年,郭沫若的四姐麟贞和元弟开运去重庆看望他,在天官府住了一段时间。郭沫若对四姐的感情很深,诗集《恢复》里有这样的诗句:

        四姐是我最爱的姐姐,

        她嫁在邻村的地主之家;

        她丈夫染了一身的病毒,

        这便摧残了我四姐的鲜花。

        正因为如此,麟贞没能生儿育女。丈夫去世后,她便回到沙湾。郭朝沛晚年的饮食起居,多由麟贞细心服侍。郭沫若想到四姐现在已到花甲之年,尤需自己照顾好自己,便把一件陕北边区军民自制的皮袄转送给她。听说,这件皮袄原是毛主席送给郭沫若的。

        后来,郭沫若考虑到开运也没有子嗣,又决定把儿子民英过继给开运,还让民英给开运行了礼。郭沫若对开运说,城里的生活和上学读书的条件要比沙湾好些,孩子先在这里由我抚养。事后开运每说及此事,心里都很感欣慰。1946年5月,郭沫若全家离开重庆。在他从上海、香港、北京写给元弟开运的几封信中,都写到孩子们的情况,其中对“震东”(一名“旭东”)的叙述尤其详细。

        郭沫若到达上海两个月后,在7月26日的信里告诉元弟:“儿女辈来此后均好,震东尤日渐成长,性质甚为稳重,与乃兄乃姊均不甚相同。”不久,又来信仔细介绍了震东不慎被开水烫伤的情况:“左侧面部、左耳、两手,及胸部均受伤。今幸告痊愈,面部两手均无痕迹,唯胸部费时甚久,面积颇宽,将有一部分痕迹遗留,殊一憾事也。严重时曾驻病院两星期,因平英尚在哺乳期中,立群不能入院陪住,系兄陪之驻院。曾注射般尼西林,得解救其危殆。左耳曾有中耳炎之虞,亦幸告无事,此差堪告慰者也。”

        1948年5月31日,郭沫若在发自香港的信中说:“旭东住幼稚园,成绩甚好,考第一名。汉英庶英亦在前列。唯世英甚差,因年纪尚幼,入小学一年级,应付不来……”1950年2月2日,郭沫若又从北京告知:“震东已入师范大学附属第一小学,已被选为班中模范生,吾弟闻之,当为莞尔。”

        这4封信里提到的“震东”、“旭东”,正是1943年11月出生的民英。郭沫若在把他过继给元弟开运时,特地另起了名字,可见一片真心实意。

        (3)1949年底,解放军加快了解放大西南的步伐。1950年2月,中国人民解放军西南军区正式成立,仅仅用了两个月时间,在3月下旬至4月初,四川及西康全境获得全面解放。1950年2月2日,正是沙湾面临翻天覆地大变化的时候。郭沫若在这天的信里不仅拉家常谈子女,还特别鼓励五哥开佐、元弟开运要适应时代的变迁,说:“五哥及吾弟居乡应积极一点,多研究目前政策”,“能在乡间起带头作用最好。能积极发展工商业亦是好的。”他十分关心开运的工作出路,问道:“你的行医的事怎样?你在乡下,望你在这一方面多多做些救人的事。教育工作也要多做,帮助农民大众提高文化水平。这样你便替社会立下了功,农民会爱护你的。祝你积极地为人民服务,改变以前洁身自守的态度。”郭沫若了解五哥开佐的为人,他刚正不阿,生性倔强,但说话办事的方式有时生硬,不易被人接受,因而挂记在心,写道:“五哥的情况怎么样?他平常为人,恐怕是不受人欢迎的。如问题已解决,希望他以后改变态度。”在郭沫若的影响下,郭家老少积极协助政府工作。乐山县是和平解放的。解放军进驻沙湾时,郭开佐、开运、培谦和郭开鑫等人一起到百岁坊外迎接部队进入。那时,首任沙湾镇的郭镇长、第二任的李镇长经常登门,向郭开佐了解沙湾镇的情况,商量如何剿匪等等。为保一方平安,郭开佐还曾亲自做向导,带队伍进山清剿土匪。并因此成为沙湾镇的代表,参加了乐山县的开明绅士代表大会。

        不久,五哥开佐、元弟开运、四姐麟贞、七妹葆贞在土改运动中被划为地主,要求在规定的时限内缴纳减租退押的钱款,而实际上他们都无法马上凑足这些钱。郭沫若知道后,及时寄了钱来,交齐了要求他们四人退赔的款项。

        1951、1952年,四姐麟贞、三姐秀贞相继去世。张琼华也前后脚离开沙湾,落户在乐山县城。五哥开佐为经营酒坊油坊,早不住在鸣兴达号的宅院里。郭鸣兴达号老宅临街的铺面房成为沙湾镇镇公所的办公场所。郭沫若的兄弟姐妹中,只有元弟开运一生一世没有离开过这里。1963年,在培谦、开佐父子相继离世,开运成为生活在沙湾的郭家人最敬重的老辈,他长久以来谦和待人、默默奉献,给我们留下很深的印象。

        多少年来,大哥郭橙坞的遗物、郭沫若在成都读书时的作业本、学习簿,留学期间给父母亲以及开佐、开运的书信,一直存放在第三进院子正房的阁楼上。这些东西照家里的习惯,由开运做主照管。1963年,郭开运在张琼华在场而且非常赞同的情况下,接受了乐山文管所的意见,把旧宅里比较重要的郭橙坞、郭沫若的物品全部交给乐山文管所保管。郭沫若去世后,唐明中、黄高斌两位对这些文物认真加以整理,出版了《郭沫若少年诗稿》和《樱花书简》。可惜最了解详情的郭开运已经过世多年,无法为这些文物的整理答疑释惑。

        (4)1961年,开佐、开运、葆贞都已步入晚年,愈发希望和分别多年的郭沫若再度聚首,于是三人商量着,来年郭沫若七十寿辰的时候去北京看望他。郭沫若回信劝阻了他们,说你们都年纪大了,行动不便,还是我以后回去看你们比较好些。开佐、开运、葆贞便专门去照相馆照了张合影寄到北京去。不料,开佐在儿子郭培谦因公殉职半年后也相继离世,没能等到郭沫若重回家乡。

        1966年初夏,郭沫若做好了回乐山看望家人的安排。5月初从攀枝花到达成都,行程的下一站即是乐山。恰恰在这时,中央通知郭沫若立即回京参加政治局扩大会议,“文革”随即发生。就这样,郭沫若从1943年与开运在重庆握别,1939年与葆贞在沙湾分手, 20年来虽时有书信往来,偶尔互寄照片,却始终没能再次相会,成为一大憾事。

        4、缓解矛盾的“退赔款”

        郭培谦是郭沫若五哥开佐的独子。自1938年起,他就在武汉参加了郭沫若领导的国民政府军委政治部三厅的工作,1942年又在重庆直接参与创办群益出版社,为出版郭沫若著作等进步书刊千方百计地筹集资金。抗战胜利后,囿于肺结核多年不愈,几番思索后,终于决心从重庆回到家乡养病,以便日后能有更多的本钱来服务社会。

        1950年冬,新中国成立后乐山的第一张报纸《新乐山报》创刊了。培谦发挥曾经从事过出版工作的优势,担任了报社的经理,直到1952年9月并入《四川日报》。想不到1953年,上级领导在没有深入调查研究的情况下,竟说他在《新乐山报》工作期间“贪污”了九百多元公款。落实退赔任务的人“左”得很,除了直接和郭培谦谈话施压外,还找来他的亲属做工作,催他尽快退赔。使他很想不通。

        在当时,将近一千元,可不是个小数目。对于子女多,经济并不宽裕的郭培谦来说,哪有这个能力拿出这么大一笔钱来?尽管如此,郭培谦还是八方去筹集。所有住在乐山的亲戚,他都去借过,仍然杯水车薪。在束手无策的情况下,郭培谦的妻子魏蓉芳才提笔与他们的八叔郭沫若写了一封信反映实情。郭沫若通过他多年来对郭培谦的了解,特别是抗战期间共同相处的那段工作经历,毫不迟疑地从自己在上海新文艺出版社的稿费中抽出一千元寄给郭培谦的工作单位,把这起错案暂时缓解下来。不久,事情总算查清了,郭培谦被平反,组织上归还了一千元的“退赔款”。郭培谦随即写信报告叔父,准备寄还这些钱。郭沫若复信说,钱不要还了,让培谦所在单位把它们全部上缴国库。培谦向单位转达了这个意见后,单位领导解释说,“退赔款”是由于当初工作不当造成的,既然搞错了就要彻底纠正,这钱只能如数退还本人,不可以充公。得知了单位的答复,郭沫若遂把这笔“退赔款”分送给大哥的遗孀胡佩兰、五哥开佐、元弟开运、七妹葆贞和张琼华等人,由培谦逐一落实。

        一段时间以后,郭培谦被任命为乐山县副县长,全身心地投入到家乡的文化建设里去。1962年12月4日,在主持维修乐山大佛的工作中,他不幸因公殉职。噩耗袭来,刚毅内敛的五哥开佐身心受到重创,他万分悲痛,病倒了。那时郭培谦的七个子女不是在读书,就是还在学龄前,家里一下子失去主要经济来源,全部重担落在妻子魏蓉芳一人肩上,本来并不宽裕的生活更加困难。郭沫若闻讯立即写信并寄钱来安慰。仅隔半年时间,1963年5月,年逾古稀的开佐终于抵挡不住晚年丧子的冰霜雪雨,不治病故。家里经济一度非常拮据,郭沫若再次来信寄来钱款,偿还了五哥的旧债。这以后,每月都寄来15元生活费接济我们,由于立群寄到远惠工作的乐山金刚砂厂,一直到文化大革命。

        郭远慈因为经常出差,去北京看望郭沫若机会多一些。他每次听说老家来人了,都走到四合院前来迎接。有一次远慈去看望他,他给远慈母亲魏蓉芳带了高丽参,还用一个绿色的茶筒装了一些非常精致的茶叶。我们还吃到过于立群亲自做的甜豆,在园子里收获的枣子,等等。此外还送给我们俄罗斯的毛毯、围巾,那是郭沫若访问苏联时带回来的。

        文革期间,郭沫若处境艰难。尤其是世英的惨死,对郭沫若于立群打击很大。于立群单独和远慈聊起世英的不幸时,两人会禁不住相对落泪无言。于立群告诉远慈,世英死后,周总理来看他们时感慨说:文革是一场革命,革命嘛,就要有牺牲。1969年,世英去世后的第二年,建英初中毕业。郭沫若一度想送他到远慈所在的五七干校劳动。远慈所在的五七干校在米易县的湾丘,是个属于“老少边穷”的地方,生活条件非常艰苦,更谈不上教育条件。远慈告诉他那儿条件太差,建英不能来,打消了他当初的想法。后来建英因身体不好,被安排进工厂当了工人。听说郭沫若利用建英下班后的时间亲自辅导他的语文、历史和英语。恢复高考后,建英考上了清华大学。

        记得有一次,郭沫若托远慈带回给乐山文化馆的题词。当时远慈也非常想要他的一幅字,但一直没有开口。郭沫若身体健康时,看着他非常忙,不好意思开口。“批林批孔”运动开始以来,郭沫若的健康状况越来越差,常由感冒转为肺炎。待见他躺在病床上时,更不忍心开口。没有让他老人家为我们写点什么,成了终生的遗憾。

        四人帮被粉碎后不久,郭沫若在北京医院住院。远慈去看望他时,挑了些四川茂汶的苹果带去,他很高兴,慢慢吃了半个。远慈离开北京那天,听说他写下有名的诗篇“大快人心事,揪出四人帮……”

    两封书信的笔迹辨析

        沙湾郭沫若故居的工作人员给我们看了郭沫若日本留学时,几页以张琼华的口吻写给他的信笺,问这信是否出自张琼华之手?从字迹看,这信应是有一定文化功底,长期使用毛笔的人写的,笔迹属于行楷,很流畅,也比较秀气。信里有两行被删去的话:“二老令妻回音……因为写字艰难未回音”。这句话特别能说明问题,既然自述“写字艰难”,为什么信笺上的毛笔字又这么匀称娴熟呢?所以很显然,这信是请人代笔的。

        郭家和张琼华一起生活过的上下几代人都了解,张琼华当初没有文化,自从嫁入郭家后才开始学习识字、写字,学会了读女儿经、三字经。到分家的时候,她已经能记些自家的简单账目,但稍微复杂一点的东西还是写不来的。据郭远禄回忆,解放前,沙湾下场的冯大娘每年都会分头向张琼华,还有郭开文儿媳、远禄的母亲魏幼成借苞谷烤酒。待到冯大娘来还钱时,本应由张琼华出具的那份收条,都由魏幼成一并计算、代写。

        解放后,张琼华受到县政府的照顾。在乐山县城内给她分配了比较宽敞的住房,她随即离开沙湾,住进县城。她因为识读有限,书写困难,所以有什么事要办,或有什么需要告诉郭沫若的,一直由在县政府工作的郭培谦代为写信转告。郭培谦因公牺牲后,又由郭培谦的妻子魏蓉芳接替。再晚些时候,偶尔也由和她一起生活的张家的亲属代过笔。

        张琼华对孙辈们很和善,我们也很尊重她。有段时间,郭家有多位孙男、孙女从沙湾到乐山来读书,先后借住在张琼华家。她很乐意我们去借住,有什么好吃的,总会惦记着我们。但是大家从没见她读过书报,也没见她握过笔。一旦办什么手续,需要签名盖章的时候,她的习惯总是取出那枚常用的名章来盖上,然后就不再动笔写自己的名字了。

        由上述几点可以肯定,那几页早年以张琼华口吻写给郭沫若的信笺并不是张琼华本人写的。

        我们在故居还看到另一封以张琼华父亲口吻写给郭沫若的信,年份大概在1913年郭沫若出川北上当年的年初。那笔迹同以张琼华口吻的信极其相似,如出自同一人之手。

        我们没有听长辈们说过张琼华父亲读过多少旧学,是否曾经执笔给家人写过信。只知张家当初的家境是不错的,但并不看重教育,也不主张女子读书。抗战期间,张家的家业开始走下坡路。尽管郭沫若把1938年分家时得到的家产都留给张琼华,但是几年下来,张琼华除帮助抚养了一个侄女以外,却没能再有什么积蓄,可见她一直在努力贴补娘家的开销。然而,张家的窟窿哪是这些贴补能够堵得住的。到了解放的时候,张家的家业已经彻底败落了,那变化之大令人意想不到。

        此外我们还知道,郭朝沛在同辈兄弟中,由于过早操持家业,读书的年头比较短。但他并非不能握笔书写,记账、开药都离不开纸张笔墨。可是即便如此,郭沫若在外留学的时候,家里所有的书信他都不自己亲书,总是由晚辈们来执笔。以此类推,我们觉得,在搞不清楚张老先生本人是否有自书信函的能力和习惯的情况下,不便轻易判断那封写给郭沫若的信是否出自张老先生本人之手。也不好仅凭有这样一封张老先生的来信,就认为郭沫若当时肯定在沙湾,而他文章回忆说1913年的年假留在成都没回沙湾,是记错了。

    绥山山馆的续办与“橙坞奖学金”

        绥山山馆继沈焕章先生离去后,停办了好些年,直到1946年初才又重新开办。请来的老师叫王石琪(师齐),是郭开佐第一任夫人王师蕴的亲弟弟,乐山县城耆宿王畏岩的三子,我们称他三舅公。王师蘊,即是郭沫若在自传中曾深情提到过的那位“五嫂”。远慈是最迟一个进綏山山馆读书的小辈。

        1947年,由郭沫若提议,通过同五哥开佐、元弟开运商量,在沙湾设立了一个奖学金。为了缅怀大哥郭开文(橙坞)对他们弟兄几人求学成长的影响、劝导和帮助,定名为“橙坞奖学金”。目的在于激励家族的后辈勤奋好学,长大成才,报效国家、建设国家。资金的来源由开佐、开贞,以及开文的大女儿郭琦三家出资提供,由开运主持操办。

        1、奖励对象和条件:

        (1)凡沙湾姓郭人家的后辈。

        (2)念初中和初中以上,以及在外求学的学生。

        (3)学年成绩各科及格。

        2、奖励等级:共分四个等级,奖励的实物为黄谷,以“担”为单位。

        四等奖,各科都及格,平均成绩60分以上,奖一担黄谷;

        三等奖,各科平均成绩70分以上,奖两担黄谷;

        二等奖,各科平均成绩80分以上,奖三担黄谷;

        一等奖,各科平均成绩90分以上,奖四担黄谷。

        3、领奖地点:沙湾郭家祠堂内。凡符合条件的晚辈持成绩单,由开运审核合格后方能领奖

        1947年至1949年,“橙坞奖学金”共颁发过三次。这三年间,有郭慕容获得过四担黄谷,郭宗保获得过两担黄谷。郭宗英也得过奖,当时她在成都读书,得的是几等奖,记不清了。郭开佐的长孙郭远铭只因为体育一科不及格,即便其余各科成绩均优秀,也未能获得过奖学金。

        这就是“橙坞奖学金”,创办者坚持了秉公办事、公开透明的创办理念。

        我们陆续把一段时间以来,特别是今年年初重访沙湾故居引发的零星记忆汇拢起来,这里面有郭远禄、郭远慈、郭远惠互相插话的交谈,有郭远铭从西安打来的长途电话里的讲述,也有郭平英补充的资料。希望这些零星的记忆有助于人们了解沙湾郭沫若故居的今昔变化,了解郭家长辈之间的点滴亲情以及家世中的一些细节。为了方便叙述,家中成员不论辈分高低,权且一律直呼姓名,请恕不敬。

        郭远铭、郭远禄、郭远慈、郭远惠  共叙于2015年元月

        郭平英  综合整理

        郭远铭(1936年生),开佐孙男;郭远禄(1938年生),开文孙女

        郭远慈(1943年生,郭开佐孙女;郭远惠(1945年生,郭开佐孙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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