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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郭沫若与原配夫人张琼华
  • 来源:1989年《龙门阵》第2期 | 发布时间:2017-5-5 14:17:40 | 阅读次数:4570
  • 郭沫若与元配夫人张琼华

    魏奕雄

    (一)

        1912年2月的一天,四川省乐山县沙湾镇富豪郭朝沛家张灯结彩,喜气洋洋。鼓乐队吹奏着欢快的曲调。一乘花轿在迎亲队伍的拥簇下,于鞭炮声锣鼓声唢呐声中抬进了前堂。身穿长袍马褂披红挂彩的新郎迎上前去,向着轿子三拜。拜毕,头蒙红帕的新娘被伴娘扶下轿来。新郎看见最先出轿的竟是一双三寸金莲,心底大叫一声:“啊,糟糕!”顿时觉得头昏脑胀,天旋地转,差点摔倒在地。

        这位新郎便是后来成为伟大的文学家、历史学家的郭沫若(1892—1978)。早在他10岁时,父母就给他定了亲。到了14岁,女方死了,于是提亲者又络绎不绝,先后有四五十家。求学心切的郭沫若均以还在学校读书推托了。19岁时,一位远房叔母来作媒,介绍了离沙湾50里左右苏稽张家的女儿,夸这姑娘女红好,贤惠端庄,决不比郭家任何一位姑娘差,也决不会使郭开贞(郭沫若的学名)灰心。郭朝沛夫妇没有征求儿子的意见便答应了,并写信催促正在成都省立高等学堂分设中学的郭沫若回家完婚。郭沫若一向孝顺父母,听说那女子“人品好,在读书,又是天足”,也就只好同意了。

        在未订婚之前,郭沫若对自己的婚姻充满了罗曼蒂克的梦想。“梦想的是几时当如米兰的王子在飓风中的荒岛上遇着一位绝世的王姬;又当如撒喀逊劫后的英雄在决斗场中得着花王的眷爱。这样高级的称心姻缘就算得不到,或当出以偶然,如在山谷中遇着一株幽兰,原野中遇着一株百合,那也可以娱心适意。”谁知现在走下花轿的张琼华,竟是个小脚女人,怎么不令读过旧小说中的风流、新小说中的情爱的郭沫若大失所望呢?

        他昏昏沉沉地被人扶着,机械地拜堂,入洞房,饮交杯酒,又在伴娘指导下揭开新娘的盖头。——“啊呀,糟糕!”他心底里又是一声大叫。据后来他在自传里说,当时“眼前现出一对露天的猩猩鼻孔!”“应了四川的一句俗话:‘隔口袋买猫儿,交订的是白的,拿回家是黑的’。”他扭头就退出洞房,到隔壁房间倒下闷睡。别人要他回去,大家好去闹新房,他一概不理睬。

        母亲看出他的心思,几次来劝他出去应酬他都不吭声。

        “八儿(郭沫若排行第八),你这样使不得。你要晓得,娘是费了一番苦心。你么婶的话,我是信以为真。谁晓得她看错了人呢?”

        郭沫若哪里听得进去!母亲坐在床沿开导她:“脚是早迟可以放的,从明天起就可以叫她放脚。品貌虽然不如意一点,但你一个男子不能在这些上就要灰心。你看你的大嫂怎样?你的前五嫂和新五嫂怎样?不还是些平常的面貌吗?你大哥、五哥也不见说闲话。诸葛武侯不是故意娶了一位丑陋的妻子吗?你男子汉大丈夫是不能够在这些上面灰心的。品貌就不如意一点,只要性情好,只要资质高,娘一面教她些礼节,你自己不也一面可以教她些诗书吗?”

        郭沫若始终不开腔。母亲急了,指责他不孝,说他这不是做儿子的行为,也不是做人的行为。郭沫若这才无可奈何地起床出去应酬。待客人散去后,自暴自弃地喝起酒来,灌了个酩酊大醉。

        第二天清早,他脑昏眼花地跟新娘和伴送新娘的一队人一起“回门”。新娘家在苏稽场附近的张沟(现称乐山市中区双江乡青峨村),须从沙湾坐船到水口场,再走10多里旱路。郭沫若本来有点晕船,加上昨夜的暴饮,上了船,被大渡河风一吹,便呕吐起来了。

        从这时候起,淳朴的张琼华就开始忠实地履行她的妇道了。她听说郭沫若吐了,便打发伴娘过来问候,又送了一些蔻仁来。郭沫若接受了。稍后,张琼华又把自己抽用的水烟袋送过来,郭沫若婉言谢绝了。

        轿子抬到张沟时,已是午后了,郭沫若被人指引着拜见了岳父张怀深。这位张怀深读过书,中过秀才,娶妻任氏,有5个子女,张琼华乃二女。家庭比较殷实,靠两百多担田租过日子。但是张怀深是个大烟客,郭沫若一进张家就看到满屋子的宾客又是吸鸦片又是赌钱,一派乌烟瘴气,心里烦极了。拜了无数的客,磕了无数的头,好不容易捱到天黑,才得以歇息。入夜,无聊透了,幸好有白天在耳房里找到的一本《昭明文选》解闷,一直读到天亮。

        婚后的第五天,郭沫若以继续读书为借口,离家到成都去了,直到7月份放暑假才回来。但他每晚睡在厢房的长凳上,不进张琼华的房门。郭母见状,有时候自己来劝他进房,有时候命孀居娘家的四姐郭麟贞督促他进房。在母亲和四姐的硬逼软劝之下,郭沫若每次都是十分不情愿地从长凳上爬起来,悄无声息地推开张琼华的房门,自顾自地和衣躺下。

        失意的婚姻给了郭沫若沉重的打击,异常的失望使他感到“什么希望也没有了”。在《黑猫》一文中,他把内心愤激的怨恨化作对封建社会镣铐式婚姻制度的强烈控诉:“到婚姻只能由‘父母之命,媒妁之言’以后,男女双方便都是‘隔着口袋买猫儿了’。一错铸成,终身没改。男女双方一切才能精力便囚系在命运的枷锁之下长此活埋。中国人的民族性日趋偷懒,日趋虚伪,日趋苟贱贪顽,日趋阴贼险狠,难道这种婚姻制度不正是一个主因吗? ”

        他深深地后悔自己答应结婚:“我一生如果有应该忏悔的事,这要算是最重大的一件。我始终诅咒我这项机会主义的误人。”他认为自己被误了,也误了张琼华。

        但是,郭沫若很快从苦闷中醒悟过来,振作起来。1913年底,抱着学点实际本领振兴中华的强烈愿望,他东渡日本留学,考进九州帝国大学医科专业。

                                               (二)

        郭沫若结婚时20岁,张琼华比他大2岁。这位深受封建社会“从一而终”传统道德熏染的农家女,从进了郭氏家门,便认为生是郭家的人,死是郭家的鬼。她厮守着昏暗冷清的空房,度过了孤寂的一生。郭沫若称那房间为“受难的新房”。现在,沙湾郭沫若故居中的这个房间,依照民国初年的原样陈列着,一如当初的雕花木床、麻纱蚊帐、方形枕头和其它物饰,向参观者诉说着当年的凄清。笔者在郭沫若故居里见到过张琼华30岁时的照片,虽然长得不很漂亮,但也不丑陋,绝非鼻孔朝天。那“露天的猩猩鼻孔”一词,恐怕是郭沫若不满于包办婚姻的夸张之笔。

        1991年9月,91岁高龄的郭沫若亲侄女郭琴轩(郭开文之女)对采访她的记者说:“八婶张琼华……我们住在一个大院,很熟悉,张琼华嫁到郭家,我看她相貌中等,不丑,也不漂亮。脸白净,不黑。鼻子有一点翘,但说不上是什么‘猩猩鼻’。八爸对她不满,写得夸大了。”

        郭沫若经常从日本写信回家向父母请安,禀告自己的学习生活情况,连弟妹的学业和婚事都询问周详,唯独对张琼华只字不提。他屡次想提出离婚,但总怕伤了父母的心,同时又担心那女子会自杀,始终下不了决心。于是对这位毫无爱情基础的配偶保持着距离,使她既不绝望,亦不增加幻想。

        而张琼华却始终怀念着郭沫若,不时在公婆给郭复信时,捎上她的信,告以家乡的情况和自己的生活起居等。在《樱花书简》中,有郭沫若1914年6月6日从日本寄给父母的一封信,其中写道:“顷奉五哥来函中,附儿妇一纸,得审二老康宁,合家无恙,男甚慰。”这里的“儿妇”就是指张琼华。她在这次所附信件中有这样一段话:“妻回娘家,每年至多两次,皆各有喜事才回。……又回想来日本之事,千里迢迢,妻年青妇女,似不便抛头露面,落别人谈论,我夫脸面又存于何地。总之,我夫定要回家,以叙二老思子之念。家中一屋老小俱好,不必挂欠……”维护丈夫的庄严和思念之情溢于言表。

        她还十分虔诚地到峨眉山万年寺普贤菩萨面前烧香,祈求菩萨保佑郭沫若平安无事,早日归来。而郭沫若每每以功课紧张,不便回家作答,并且不直接回复张琼华,而请父母或弟弟转告。1915年7月,他在致元弟书中说:“八嫂(指张琼华)来函亦读悉,愿弟为我传语,道我无暇,不能另函,也不必另函,尚望好为我事奉父母也。”那语气近乎冷酷了。甚至连张琼华转达其父要相片的请求,他也以种种借口搪塞:“儿妇前来函云,岳家索儿相片,近来无车无暇,未遑另照,后日照得时,当多寄一份归赠也。”

        据郭沫若的侄儿郭宗瑨回忆,小时候他的妈妈曾经讲过:“有一次,郭沫若从日本写信回来说,想回家,可是没有。张琼华立刻把自己平时积攒的私房钱交给公公,连同公公的钱一齐寄去。郭沫若收到后,不晓得啥子原因,没有回来,只寄了一张相片回家来。”

        1916年,郭沫若与日本护士佐藤富子(郭安娜)由恋爱而同居。郭朝沛夫妇得知后十分气恼,一度断绝了与郭沫若的通信。直到富子生了第一个孩子后,才原谅了他,并要他向张琼华请罪。1918年3月31日,郭沫若给父母寄去了一封自责信,信中说:“今日得元弟三月九日家报,悲喜交集。喜的是许久不见家书,重得骨肉手笔;悲的是孩儿不幸,贻忧二老。玉卿(即张琼华)函已遵命详细答复了,是男误了人,也不能多怪,还望父母亲恕儿不孝之罪。男不能回家的缘故,已详详细细的写在答玉卿的信中。”

        他在给张琼华的信中写道:“我们都是旧礼制的牺牲品,我丝毫不怨恨你,请你也不要怨恨我罢!可怜你只能在我家中作一世的客,我也不能解救你。”这是郭沫若离家近5年迫于父命不得不直接写给张琼华的唯一信件。

        两个月后,郭沫若再次致信父母,请求宽恕:“男不孝陷于罪孽,百法难赎,更贻二老天大忧虑,悔之罔极,只自日日泪向心头落也。自接元弟往日责让一函,屡思肃禀,自终觉毫无面目,提起笔竟写不出一句话来。今日接玉卿(即张琼华)一函,叙及父母哀痛之情,更令人神魂不属。往事不愿重谈,言之徒伤二老之心。而今而后男只日夕儆旸,补救从前之非。今岁暑中,可国事稍就平妥,拟归省一行,当时再负荆请罪,请二老重重打儿,恐打之不痛,儿更伤心矣。”前面提到郭宗瑨母亲所讲的,可能就是指这封信。但是这年暑假,郭沫若并没有回国来,更没有到沙湾“负荆请罪”,一直到1923年毕业回国,也没有归省,而是定居上海。

        在他毕业前夕,长兄郭开文(橙坞)曾经写信让他回川办医院,给他寄去了路费,并对婚姻问题提出两个解决办法:一是离掉张氏,一是二女同居。郭沫若回信说:“离掉张氏,我思想没有那么新;二女同居,我思想没有那么旧。不新不旧,只好这么过下去。”他有他的难言苦衷。

        他曾在自传体小说《漂流三部曲》中,借主人公(郭沫若的化身)之口,对此作出解释:“我固不愿作医生,我尤不愿回C城。”“他一回到C城,……那时旧式婚姻的祸水便不能不同时爆发……他决不能为自己幸福的将来,牺牲别人的性命,而且还可能牺牲他自己年已耄耋的老父老母的性命”。 20年后,郭沫若在《家祭文》中,对此也有一段叙述:“罪孽最为深重之不孝贞,亦复有难言之隐痛,贞因婚姻失意,曾在东瀛自立家室,已有四子一女,吾父母宥其嚣妄,未加谴责,且日夕望男女孙之归国……”

                                               (三)

        尽管张琼华的身世这般不幸,却始终孝敬着公婆,承担了应由郭沫若照顾父母的一切责任。大到公婆做寿,男女婚嫁,小到端茶送水,备年货,做咸菜,无不尽心尽力。公婆也很体贴她,有时当着她的面,埋怨几句八儿不落屋,让她顺顺气,还常给她零花钱。她沉默寡言,勤勉谨慎,与姑嫂们和睦相处,从不争吵,谁也没有听到她提出任何过份的要求。到郭家前,她读过几年私塾,识字不多,可她虚心向几位能写诗填词的嫂子学习,常常在油灯下认字学写,渐渐地能看白话文的书,能记帐写信了。她以勤快的手脚和谦和待人的态度,赢得郭氏家族上上下下的尊敬。在这位令人同情的封建包办婚姻的牺牲品身上,有着我们中华民族传统的美德。

        1923年,郭沫若留学毕业回国,在上海从事文学创作。之后到广东大学当教授,接着投身北伐,参加南昌起义,被蒋介石通缉,不得不再次漂洋过海,隐居于东京附近的市川达10年之久。1937年“七·七事变”后,他潜逃回国报效,次年在武汉担任了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第三厅厅长。随后与于立群结婚。

        武汉失陷后,郭沫若辗转到达重庆。1939年2月,担任乐山县女子中学教导主任的郭宗瑨到重庆参如四川省中等以上学校负责人座谈会。这时侯,郭沫若的母亲和大哥郭开文已经逝世,父亲卧床不起,气息奄奄,朝不保夕。他思儿甚切,极想在离开人世前能见上儿子一面。郭宗瑨临行前,郭家兄弟姐妹托他敦请郭沫若近期回故乡来看看。他们千叮咛万嘱咐,叫郭宗瑨务必要完成这个任务。郭沫若何尝不想回家?自1913年东渡日本,离乡26年了!但考虑到“从国外回来,完全是为了抗战,如今还没有做什么工作,哪能回家省亲呢?”而且刚到重庆不久,三厅的工作刚刚就绪,公务缠身,责任重大,不好意思开口请假。经郭宗瑨再三催促,他才向政治部主任陈诚请了十多天探亲假。

        2月25日,郭沫若在跟随他工作的另一位侄儿郭培谦(郭宗益)陪同下,回到了沙湾。这天下午,张琼华同全家人一起到场口的牌坊前去迎接。当她看到戴眼镜穿制服的郭沫若突然出现在眼前时,不由得心脏狂跳,泪眼朦胧。26年,整整熬了26年,才看到丈夫!26年在历史的长河中,不过弹指一挥间,可是对于一个具体的人来说,那是多么漫长的岁月!尽管她是一位文化不多的农家女,不懂得浪漫主义的爱情;尽管她这年已经49岁了,满头乌发全都化作了银丝,经常对侄辈自称“白发老娘”,然而她也是一位有血有肉有感情的女人,她也需要一位切切实实的丈夫。此时此刻,她兴奋,她辛酸,她悲凉,她多么想上前和郭沫若诉说几句心里话啊!可是长期独守空帏养成的习惯和旧社会不允许男女在公众场合亲昵的传统,使她克制着自己的炽烈情感,看着弟兄、侄儿们与郭沫若亲热地握手、交谈,她一点也不敢表露内心的激动,一直默默地站在众多女眷的身后,目不转睛地望着他。

        到了家,郭沫若直奔父亲的病榻,跪在地上,连声呼唤“爸爸”。郭朝沛已经病入膏肓,神志迷糊,一点反应也没有。坐在床边的四姐见状,用手比了一个“八”字,他才明白是八儿回来了,这才慢慢转过头来,注视着郭沫若,满意地点了一下头,吃力地问了几句话。他对女儿说:“八儿回来了,八女子(指张琼华)就好过了。”

        退出父亲的病房,家人告诉郭沫若,母亲临终留下遗言:“他日八儿归来,必善视吾张氏媳,毋令失所。”还告诉他,这么多年,张琼华承担了大部分家务事,特别是父亲病倒以来,几年了,她和四姐、兄嫂、弟媳轮流侍侯,每天喂药喂饭,扶上扶下,从无怨言,真难为她了。郭沫若肃然起敬,在拜过父兄长辈后,对张琼华也要行跪拜礼。张慌忙制止了,郭改为长揖到地。

        当晚,全家人围坐厅堂摆家常。郭沫若见坐在侧边的张琼华沉默不语,一言不发,内疚之情油然而生。他伸手拿了一块峨眉糕递过去,关切地问:“这几年过得可好?”张琼华颤抖着手接过,答道:“还好,还好……只要你在外边好,我在家里就好!”说罢,一股悲酸凄楚的感情立刻袭上心头,禁不住泪流满面,抽泣不已。郭沫若说:“我对不起你,你不恨我吗?”张琼华半晌才回答:“都是我命不好,怪谁呢?我早已想通了,没有当初,你就没有今日。不要再说了,一切都是命中注定!”

        夜深了,大家散去。两位姐姐早己替郭沫若在张琼华卧室外边单独铺了床,并匿于暗处看他到底睡在哪里。只见郭沫若一手持油灯,一手推开张琼华的房门,走了进去。两个姐姐相对一笑。

        张琼华特地做了郭沫若最喜欢的家乡菜南瓜蒸肉,生怕天热隔夜变味,用竹篮吊放到井中降温。多年以后,郭沫若在重庆还经常向侄辈夸奖张的烹调手艺。她见丈夫做了大官,衣锦还乡,心里非常高兴,喜滋滋地对郭说:“普贤菩萨灵验,终于保你荣归故里,我们一起上峨眉山还愿去吧。”郭沫若认为那是迷信,婉言谢绝了,在随后的几天中,以另一种形式——书写了两幅条屏赠给她,感谢她20多年如一日侍奉父母的辛劳。一幅写着:

     

    雷霆轰炸后,睡起意谦冲。

    庭草摇风绿,墀花映日红。

    江山无限好,戎马万夫雄。

    国运升恒际,清明在此躬。

        民国廿六年九月赴昆山访辞修,遇敌机轰炸,在明远室中小卧片时后作此,距今一年将半,望清新之意无问今昔。书付琼华。

        另一幅为七律,系1938年冬长沙大火后,与周恩来等登南岳铁佛寺时所作,在短跋中亦有“书付琼华”的字样:

    铁佛披金色相黄,纪元宝庆未能详。

    戏从杂卦征休咎,聊倚残餐润肺肠。

    鸡脍应输萝菔味,契斯难敌豉乳香。

    邺侯藏轴称三万,此地空余一废堂。

        张琼华很高兴地收下了这两幅。郭沫若开玩笑地说。“以后你如果没有钱用,可以拿去卖几十个大洋。”可是张琼华在后来生活最拮据的时候,也没有卖掉,一直珍藏着,视如宝贝。而郭沫若逝世后,乐山市文物管理所来征集,她却慷慨地献了出来。

        张琼华还告诉郭沫若:“婆婆在民国廿一年二月(1932年3月)快要咽气时,眼泪汪汪地伸出左手,对我比了一个‘八’字。我明白那意思是想念你这个‘八儿’,我安慰老人说:‘开贞他会回来的,会回来的!’可惜你那时候还在日本,没法赶回来。”郭沫若听罢,心如刀绞,禁不住泪光闪闪。

        几天后,郭沫若在几位亲友的陪同下,徒步到邻近的峨眉县安川乡罗河坎祭扫母亲墓地。他在墓前摆上祭品,点燃香烛,脱下呢帽,叩了三个头。之后,两眼含泪,默立良久。

        接着,他游览了报国寺,又按约到峨眉城里,为县师资培训班演讲抗日时局。当晚住峨眉城里。有记者闻讯,前来采访,提了四个问题,其中问道:“我记得郭先生写过一部书《反正前后》,里面提到‘黑猫’(指张琼华)。这次先生归来,如何对待‘黑猫’?”郭沫若面带歉意把头一点,说:“我向她作了三个揖,说了三个字‘对不起’。”

        据郭沫若的弟媳魏凤英(郭开运之妻)回忆:“一天晚上,郭沫若、张琼华和我在老太爷(郭父)的住房里耍,老太爷对我说:‘你明年生一个胖娃娃’,接着又对张琼华说:‘你明年也生一个胖娃娃,好吗?’张琼华很不意思,脸都羞红了。老太爷总是想把郭沫若和张琼华‘团’在一起,但是没有成功。”

        1939年7月5月,郭朝沛病逝。7月11日,郭沫若带着于立群和刚出生三个月的儿子汉英,星夜从重庆赶回沙湾料理丧事。张琼华主动将自己的房间腾给郭和于住,自己另搬他室。当郭沫若闭门撰写《先考膏如府君行述》和《家祭文》时,张琼华热心侍候灯火和茶水。

        张琼华很喜欢汉英,经常逗他玩,有时还抱他上街去。因为郭沫若是学医的,于立群第一次做母亲,对孩子的护理非常讲究,除了他俩外,不让其他人接触,唯独放心地允许张琼华抱。有一次,张琼华开玩笑地对侄儿侄媳们说:“你八爸给我带回来一个儿媳妇”。那于立群比她小25岁,确实年轻得象儿媳。于立群听了也笑起来了。

        治丧期间,郭沫若收到国共两党领导人、军政要员、社会名流和亲戚朋友的大量唁电、挽幛和挽联。其中有毛泽东、陈绍禹、秦邦宪、吴玉章、林伯渠、董必武、叶剑英、邓颖超从延安送来的挽联:

    先生为有道后身,衡门潜隐,克享遐龄,明德通玄超往古;

    哲嗣乃文坛宗匠,戎幕奋飞,共驱日寇,丰功勒石励来兹。

        有周恩来从苏联寄回的挽联:

    功在社稷,名满寰区,当代文人称哲嗣;

    我游外邦,公归上界,遥瞻祖国吊英灵。

        有蒋介石和李宗仁分别送来的挽联:

    耄寿喜能跻,忧时何意成千古;

    中原终克定,告庙毋忘慰九泉。

    惟仁人克善其终,上寿全归,成仙恰值落梅日;

    有德者必昌厥后,九泉可慰,育子同钦绝世才。

        张琼华帮助郭沫若弟兄将这些珍贵物品一一登记,事后又仔细地保藏了其中的一部分。后来郭沫若将《先考膏如府君行述》、《家祭文》、《祭母文》和挽联、挽诗、唁电等,编成一本《德音录》,在重庆印行,成为我们研究郭氏家世的宝贵资料。

        考虑到父亲遗体要到11月间才能下葬,心里挂念着三厅工作的郭沫若,于9月2日独自回重庆,把于立群和汉英留在沙湾。张琼华精心照料她和孩子,毫无妒嫉之心。按照旧社会的风俗,治丧期闻只能食素,不许吃荤腥。但是为了给于立群催乳,张暗中请人买来活鸡鲜鱼,从后院悄悄送进,另砌土灶亲手烹调。

        10月16日,郭沫若又回到沙湾,直到丧事完毕,12月上旬才返重庆。张琼华与家人、亲友一起送郭沫若和于立群到乐山城岷江畔大佛坝乘水上飞机“长沙号”离去。飞机消失在水天相连之处,她犹伫立于岸边,久久不愿回转家门。此后,郭沫若再也没有回过乐山。

    (四)

        郭朝沛是工商业者兼地主,除了在沙湾镇里开有商号外,在乡下还有一部分田产。1938年,他将家产分与四个儿子,郭沫若名下有数十担租谷。这部分租谷由谁掌管,家人意见不一。有的说,理所当然应该归张琼华;有的不赞成,说她与郭沫若只有夫妻之名,并无夫妻之实,况且郭在重庆另有妻儿。为此,郭朝沛写信问郭沫若怎样处理。回复很明确:全部归张琼华支配。她孤身一人,只会做家务事,没有别的收入,就靠这些租谷过日子。虽然不算很富裕,倒也不愁衣食。她从中拿出一部分,资助由于赌钱烧鸦片而家道衰败的两个娘家弟弟,又雇了一个女佣照料生活。

        从这以后,她常和弟媳侄儿侄媳们打纸牌,搓麻将,或是自己上弟媳、侄辈家里去,或是请侄辈到自己家里来,有时甚至通宵达旦。偶尔也赌点钱,每人每次备上吊一钱。大概是太郁闷孤寂的缘故,尽管她总是输,却乐此不疲,持续了很长一个时期。

        解放初,张琼华因食地租,阶级成份定为地主。当时“清匪反霸减租退押”工作组考虑到她是政务院副总理郭沫若的家属,反复向她讲解党的政策,要她带头退押,取得贫苦农民的谅解。张琼华表示愿意退押,但平时没有多少积蓄,只好写信向郭沫若求援。

        一个月以后,她拿着一张北京来的汇款单对农会干部说:“这是郭沫若寄的。他在信中讲,减租退押是天经地义的事,他虽然没有用过地租,但有责任帮助家属退赔。”有几个农会干部认为款额太少,加之听说郭沫若得了一大笔前苏联授予的“加强国际和平斯大林奖金”,于是又找张琼华谈话,要她再向郭要钱。张照办了。(前苏联于1951年12月20日决定授予郭沫若“加强国际和平斯大林奖金”。1952年4月9日,郭沫若才到莫斯科接受奖金。回国后,他将这笔十万卢布的奖金全部捐献给抗美援朝了。郭沫若当时任中国人民保卫世界和平委员会主席和世界和平理事会副主席。)

        不久,由郭沫若的秘书代写的一封信和一张汇款单直接寄给乡农会,信的大意是:我完全拥护党的减租退押、土地改革政策。按照政策精神,根据我家地租剥削情况,上次寄回的退赔款已足够。但为了满足农民兄弟的要求,谨再寄一笔款项,请查收。到此为止,下不为例。

    (五)

        张琼华在四十年代收养了一个很小就死了母亲的侄女张树珩,送她上学,直到五十年代长大成人参加工作为止。郭沫若的一个侄儿一岁丧母,张琼华主动承担了抚育的责任。三年后,这个侄儿有了继母,她才罢手。

        在长期孤独的生活中,她心中依然装着郭沫若。她常常背诵郭写的《家祭文》。这篇祭文长达七八千字,她居然有心把它背下来。她将郭的像片挂在自己的房间里,将他小时候的课本、作业簿、毕业证书、诗稿、墨迹,以及从日本寄回来的几十封信,完整地保存下来。她不许侄儿侄女们碰这些东西,而自己却不时拿出其中的几件,默默翻看,看着看着,往往泪如泉涌。有一次,一位晚辈见她忽然间泪花盈眶,问她怎么哭了,她不好意思地抹去泪水,回答说:“我在背你八爸写的祭文。”

        张树珩小时候很调皮,常常趁张琼华不在家时去翻阅郭沫若的书籍,有时还把画有洋人插图的书偷偷拿到学校去,跟同学们一起看。张琼华发现后非常生气,狠狠地责骂她一顿,然后交给侄儿媳妇处罚她。

        其实,平时张琼华待张树珩非常好。张树珩对张琼华也充满了感情。1989年她曾经深情地回忆道:“我姑姑不丑,不是朝天鼻,姑父(指郭沫若)不喜欢她,才那样写她……我姑姑读过私塾,认得字。小时候,她常常教我背唐诗、宋词,那句‘清明时节雨纷纷’,至今都还记得。还给我解释诗里的意思,说的是清明节那天,天上下着绵绵小雨。姑姑能写信,毛笔字写得不错。我看过她记的帐,那个大葱的‘葱’字写得特别好,特别传神,我练过,怎么也写不成那个样子……”

         1978年底,当乐山市文管所的同志向张琼华征集郭沫若遗物时,她将郭于1904—1923年期间书写的诗词对联和家信,以及其它一些物品,无私地奉献出来。这些体现郭沫若早期生活和思想的历史文献,经有关部门组织人员整理注释,由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了《郭沫若少年诗稿》和《樱花书简》两书,填补了郭沫若自传中关于青少年时代的许多空白,是研究郭沫若思想发展的极其珍贵的第一手资料,对于了解他从启蒙到大学毕业的整个学生时代生活,有着重大意义。我们今天能够看到这两本价值很高的书,应当衷心感谢这位慈祥而又细心的老人。

        1951年,张琼华由沙湾搬到乐山城里居住,由她的一位侄儿照料。地方政府为她提供了一处住房。周围的居民都尊称她为“郭夫人”。

        这时候,她没有经济来源,还要供收养的侄女张树珩读初中,只好变卖衣服、箱柜、碗盘等过日子。有时上街买东西,专找熟人赊帐。能卖的东西都卖完了,就做叶儿粑卖。她几次带口信叫侄儿郭宗瑨来尝尝她的手艺。已经由重庆回乐山工作的侄儿郭培谦看到她卖粑的情景,风趣地对郭宗瑨说:“道旁时卖夫人粑,门前学种先生柳。”

        这本是唐代著名诗人王维《老将行》中的两句:“道旁时卖故侯瓜,门前学种先生柳。”故侯指秦代东陵侯邵平。(《史记》:邵平者,故秦东陵侯。秦破,为布衣。贫,种瓜于长安。瓜美,世谓之东陵瓜。)把“故侯瓜”改作“夫人粑”,无论指人指事,都很贴切。郭宗瑨听罢,笑了笑说:“你改得符合实际。”

        由于张琼华不善经营,做的叶儿粑个大价低,没多久就亏本了。于是改为替别人的小娃儿做衣服、帽子、鞋子等,但所得无几,难以糊口,十分窘迫。

        有一天,郭宗瑨进城来看望她,她很难为情地向郭宗瑨征询意见:“现在日子过不下去了,找你八爸要点生活费可以么?”郭宗瑨说:“你早就该写信去要嘛!”

        她掐着指头,把每月所需的柴米油盐细细算了一遍,半天,才叫侄儿代笔请郭沫若每月寄15元来。郭宗瑨一听,连连摇头:“太少了,太少了,你要吃饭,张树珩要读书,样样都要钱,咋个够用呢?”她答道:“他也不很宽裕,不要加重他的负担,就l5元行啦!”

        郭沫若按月寄了,以后逐步增加到20、25、30元。他要张收到即复“回笺”。有一次张忘了寄回笺,汇款中断了两个月,到第三个月写信去问究竟,又补寄来了。

        张琼华身体健康时,喜欢上街走动。她常常坐在一些熟人的货摊前,看他们卖东西,不多说话,一坐就是大半天。饿了,就买碗豆花饭或鸡丝面来吃。可能是实在太孤单了,1963年,一位在西安某厂工作的姨侄女写信邀她去做客,她欣然前往。这位从来没出过远门的小脚老妪,第一次离开乐山,走出了四川盆地,在汉唐古都住了两个多月。一位在东北工作的娘家方面的侄儿闻讯,也请她去。她嫌路远,要转几次车,不愿去。于是侄女建议她到北京去,去看郭沫若,去见识见识首都的风光,去散散心。张琼华犹豫了一阵,终于答应了。侄女为她买了车票,将她送上了火车。

        这一年,张琼华已经73岁了,离上一次见到郭沫若,相隔整整24年!这时候郭的职务是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他亲切接待,见了两次面,又让于立群和秘书分别陪她游览名胜,选购衣物。张琼华不要高级衣料,买了一块灯芯绒,另买了一个铝锅和其它一些小物品带回乐山。她说郭沫若子女多,不要多花他的钱。回乐山后,她每年都做一罐风萝卜、一罐豆瓣寄到北京去,持续了好几年。她知道郭沫若喜欢家乡风味。有一次,在东北工作的娘家侄儿回乐山探亲,张让他返回时途经北京,带两罐风萝卜送给郭沫若。侄儿想到她与郭有名无实的夫妻关系,面露难色。她也不勉强,又送到邮局去,让绿衣使者捎去她的一片心意。

         1978年6月12日,郭沫若病逝北京,亲友们向她隐瞒了这一噩耗。她有三个月没有收到汇款,感到很奇怪,天天到门口等汇款,自言自语叨念:“这是咋个的呢?”

        三个月后,汇款来了,还补了前三个月的。原来是侄儿侄媳们向中央有关部门反映了她的生活情况后,由国务院机关事务管理局承担了汇款任务。

        接着,有两位乐山文管所的干部来拜访她,说沙湾的郭沫若故居要修复,对外开放供参观,政府已经拨了专门款项,请她把当年结婚时的雕花木床、高立柜和其它物品交给文管所,送去展览,另换新床新柜给她。她深情地抚摸着这些伴随自己60多年的家具,默不作声。实在舍不得呀!可是后来,她还是答应让他们全部搬走。

        张琼华似乎从这两件事觉察到某种变化,但她什么也没有说,什么也没有问,依然默默无闻地度日,常常抬条板凳坐在门口,呆呆地观看来往车辆和行人,以此打发那寂寞的时光。

        在郭沫若逝世一周年的时候,首届郭沫若学术讨论会在乐山举行。专程从北京来参加讨论会的郭庶英、郭平英姐妹特地去看望张琼华,亲热地拉着她的手喊“妈妈”。老人莫名其妙。当她的侄媳说明这是郭沫若和于立群的女儿时,她颤巍巍地连连点头,高兴得老泪纵横,半天说不出一句话。

        “妈妈”,这是多么崇高多么亲切多么甜蜜的称呼,她是多么希望能有孩子喊她作“妈妈”啊!然而从结婚到郭沫若回家探亲、奔丧,到她的北京之行,在长达67年的时间里,她跟他见面的日子累计只有一百多天,在一起住的时间也就那么几天。这一可悲的事实,决定了她不可能有子嗣。现在,老迈龙钟的老太太第一次听到有人喊她作“妈妈”,那种凄凉而又欣喜的感受,自然是无法用语言来表达的。

        1980年5月24日,张琼华溘然长逝,享年90岁。

        (附记:郭沫若的弟媳魏凤英、外甥胡星南、侄儿郭宗瑨为本文提供资料,在此表示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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